1947年杜义德携机枪回乡为父报仇邓公:批准!怎么回事?

时间:2022-08-03  点击次数: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不久,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政委杜义德就向提出了自己想要回到老家黄陂,为父亲报仇的请求。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一贯对部队分配十分谨慎的,竟然同意了杜义德的要求,还给杜义德分配了一挺机枪,让他杀回黄陂。

  那么,杜义德为何会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选择回乡报仇?又为何同意了杜义德“为父报仇”的请求?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爱憎分明的开国中将——杜义德。

  当后世的人们评价这名开国中将的脾气时,“爱憎分明”四字,或许就是对杜义德性格的最好概括。

  1912年5月16日,杜义德出生在湖北黄陂的一户贫农家庭。困顿的家庭环境,让杜义德不得不于15岁时放弃学业,到武汉做木匠学徒。在武汉当木匠学徒的日子里,杜义德动辄遭到木匠师傅的打骂加上平日生活中亲眼目睹农民和工人的悲苦经历,这让年少的杜义德对蒙受苦难的人民群众抱有深切的同情。

  1928年,不堪忍受剥削之苦的杜义德加入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9年,杜义德加入红军,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光荣一员。

  从1931年至1933年,杜义德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逐渐成为了红军89师、91师等多个师级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像杜义德这样的成长速度,在红军当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杜义德有一套练兵打仗的看家本事。

  杜义德在红军中曾这样分享过自己的练兵经验,他说:“练兵不过有五点要求,一胆量二技术三战术四行军五作风,五点具备,即可为军。”

  在杜义德看来,“胆”之所以被列为练兵五点之首,是因为战场是一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较量,需要战士们要有“逢敌必亮剑”的敢拼精神。说到这里,杜义德经常会和手下的士兵说一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每当杜义德训练一批新兵时,他都会指着鼻子上的伤疤,说道:“看到这处疤了吗?你不捅死敌人,敌人就会捅死你!”

  原来,这处伤是杜义德在当红军战士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搏杀时留下的。当时,一名敌人带着刺刀从杜义德的背后冲来,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杜义德大喝一声,用刺刀率先插入了敌军的腹部,敌军应声倒地——而那时敌人的刺刀,已经抵在杜义德的鼻尖上,这才让他留下了一道疤痕。

  虽然杜义德带兵以严厉著称,但杜义德并不是一个相信“谁的拳头大,谁就更有道理”的骄兵悍将。多年的政工生涯,让杜义德有着鲜明的党性原则。尤其是在“党指挥枪”的三湾改编精神,杜义德都始终不渝地践行。在杜义德调为第31军担任政委时,第30军军长余天云看上了杜义德20响的快慢机驳壳枪,并威胁杜义德:“这是30军的枪,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谁知杜义德的脾气更为火爆,他深知余天云的此举已公然违反了党的纪律,于是他拍案而起说道:“老子就是不当这个政委,也绝不会交枪!”

  杜义德爱憎分明的火爆脾气,以及一套治理有方的带兵本事,让许多红军战士对他又敬又怕,因此战士们给杜义德送上了一个叫“尖黄陂”的称号。

  有时会害怕杜义德的,不仅仅是杜义德麾下那批被锤炼出的红军战士,还有与杜义德互为敌手的反动派。1932年——1933年,敌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均被杜义德击溃。当地的军官和土豪劣绅,一谈到杜义德的名字,都会恨得咬牙切齿。

  在战场上无法战胜红军的敌人,开始向红军的亲人和手无寸铁的百姓开刀。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立以来,蒋介石就下令在民间大肆拘捕加入红军的革命成员家属。1930年前后,杜义德的父亲在敌人的追捕中不幸落入大牢。在得知杜义德父亲的真实身份后,敌军将杜义德的父亲捆绑在树上,对其施加鞭挞、烙铁等各种极刑,强迫杜父说出儿子的下落。然而,深明大义的杜父从始至终未向敌人透露出一个字。

  恼羞成怒的敌军为了杀一儆百,只好将杜义德的父亲当着诸多相亲的面杀害。当正在木兰山区与敌军作战的杜义德,收到了父亲已被敌军杀害的信件时,这名红军战士面前的钢铁硬汉不由得嚎啕大哭。

  从那时起,杜义德的心里就埋下了“为父报仇”的种子。但是,那时的杜义德并没有率兵杀回黄陂老家——1930年,杜义德已经加入了中国,逐渐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战士,同时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将领。他不能拿红军战士们的生命,来满足自己报一家之仇的私欲。因此,杜义德只好在那时将报仇的想法压制了下去。

  1934年10月10日,在博古、王明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遇挫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不得不在中央红军转移后,尾随大部队进行长征。率兵北上的杜义德,从此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也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湖北黄陂家乡——这让杜义德的为父报仇,似乎成为了一件越来越渺茫的事。

  但是,杜义德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而是将复仇的压力化为动力,在长征的途中屡立功勋——杜义德心中深知,只有国家这个大家得救,自己的“小家之仇”才有得报的可能。1935年3月28日深夜,杜义德率领红军战士,驾驶着小艇在敌军的炮火、机枪扫射之下强渡嘉陵江,为部队立下头功。

  正当红军大部队准备加速度过嘉陵江时,杜义德却发现红军通过嘉陵江的桥头被堵住了。堵住这座桥的,并不是新到的敌军援兵,而是红军自己家里两匹“闹脾气”的战马。杜义德在得知情况下,当机立断开枪将这两匹不听话的战马击毙,跌入汹涌江水的战马,立即为身后的红军部队让出了一条道路。

  没过多久,这两匹战马的主人闻声赶来,大骂杜义德目中无人,这两匹战马刚从军队缴获,是要上缴总部的,到时候一定要拿杜义德示问。杜义德毫不示弱,当即说“放弃战马,让大部队迅速过桥”正是总部的命令。两人就在桥头上互不相让,关键时刻还是抵达现场,了解两人争执的情况——杜义德此时才得知,这名与自己在桥头开展“骂战”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王近山。两人不打不相识,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成为了一对无往不利的黄金搭档。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业,杜义德只好忍辱负重,遵循党组织的领导,与周边的兄弟部队进行英勇抗战,抵御日军的侵略。

  1942年起,骁勇善战的杜义德被刘、邓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与当地日军开展斗争。我彻底消灭我军在冀南的有生力量,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发起了“429铁壁大合围”。面对着大量突然出现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杜义德率领冀南军区官兵奋勇作战。在马头镇战斗中,一颗炮弹向骑在马上的杜义德袭来,眼疾手快的杜义德当即滚落下马,却还是被一块弹片刺伤了左大腿内侧。滚下马来的杜义德,当场将弹片拔出,冲锋在前高呼杀敌,令战场上的八路军战士精神为之一振,最终成功突出了敌军的包围。

  据不完全统计,杜义德率领的冀南部队在1942年全年进行了大小25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要进行7次战斗。在1943年2月,杜义德的麾下部队共计在28天内进行了270余次战斗,这足见当时冀南地区抗战的惨烈程度。

  正是因为在中国战场上,有无数如杜义德一样的抗战英雄,中国最终在1945年9月2日取得了历时14年抗战的胜利。得知抗战胜利的杜义德激动不已,感慨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终于有可能迎来了和平与统一的时候。

  当中国人民沉浸于取得抗战胜利的喜悦时,蒋介石却不顾人民对和平的渴求,于1946年6月26日令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自此爆发。

  骁勇善战的杜义德再次骑上战马,为祖国和人民征战。1946年8月下旬,定陶战役爆发,杜义德率领麾下部队歼灭军队第三师,使敌军折损4个旅共计1.7万余人。毛主席得知杜义德在前线的捷报后,大喜过望,连续10天发出3份电报表彰定陶战役,并将杜义德的这一仗列为全军学习“运动战”的典范。

  杜义德和他麾下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骁勇善战,令将领为之闻风丧胆。军队在寻找刘、邓大军的主力方向时,总会说:“一定要先找到杜义德的六纵,六纵在哪里,刘邓的主力可能就跟在哪里!”——敌人的敬畏,或许就是对一名沙场战将最崇高的评价。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跨越千里,成功挺进大别山,直插国统区腹地,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蒋家王朝的丧钟就此敲响。感到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杜义德,于当天夜里拜访,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了私人的请求:能不能带一些枪和兵,回老家为当年被害死的父亲报仇。

  爽快地同意了杜义德的请求,并且还配给了杜义德一挺机枪,告诉他:“此去不仅仅是为你的父亲报仇,更是为黄陂被残害的父老乡亲报仇!”

  得到支持的杜义德立即带着解放军战士杀回老家,用那挺机枪狠狠惩治了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击毙地主武装组织成员百余人,就连杜义德的老搭档王近山听闻杜义德大仇已报的消息后,都不由得拍手称快。

  为父报仇成功的杜义德,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更具有精神动力——正如所说,身为一名人民的革命英雄,他不仅应当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更应当为无数备受反动派残骸的天下百姓报仇:1948年11月6日,杜义德参加淮海战役,并为剿灭黄维兵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2月,杜义德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让川黔地区从此沐浴在了新中国的阳光之下;1951年9月,杜义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在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中,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戎马一生的他,既爱憎分明,为父报仇,同时又心系天下,为国家南征北战——为人民奉献一生的杜义德中将,值得后世永远的怀念!